作者：袁圆
编辑：罗文
（图/《低谷医生》）
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精神科医生林红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到，「许多成绩好的孩子往往有完美主义、强迫行为。孩子如果为了追求完美，过于紧张，情绪就会大量消耗，影响他把能量放在学习上，然后出现恶性循环。」
本文的主人公叫瑞莎，一名毫无疑问的「优等生」：今年23岁，初中在市里最好的初中读书，高中就读于全国前十的国际高中，本科留学于悉尼大学心理学专业，目前拿到了香港理工大学的应用心理学offer，准备继续深造。
但这些令人羡慕的标签同样困住了她。高二那年，她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症，今年是她患病的第7年。
展开剩余89%（图/《小欢喜》）
在学校里，她身边都是成绩拔尖的同学。她上高中那届，一共有30多位学生考上了牛津和剑桥大学。为了调整心理状态，她曾在初三和高二两度休学，但是她发现自己被掉队的恐惧所挟持，无法好好休息，更加焦虑。
某种程度上，大学报考心理学专业是她自救的第一步，她开始尝试用心理学视角理解自己的处境。经过系统性学习后，她变得能跟自己的抑郁症更好地相处，同时，她意识到自己的经历并不是个个例，而是一种青少年群体的普遍性困境。
以下是瑞莎的自述：
以后，
你的学历要「超过」爸爸
我小学是学校里成绩最好的学生，初中是市里面最好的中学，但那时成绩就变得不那么突出了，只能是中等。在小学因为成绩好，老师也很喜欢，大家都很讨好你，有很多好朋友。到初中后，根本没有人理你，非常大的反差。
面对成绩的滑坡时，我会有很强烈的负罪感，就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。我最开始自杀也是因为负罪感才开始的。
之所以有负罪感，可能和童年时期父母对我要求严格有关。上小学时，父母要求我的成绩必须在95分以上，哪怕到94分，他们都会对我有一些责备。
到了初中后，我的成绩一下子可能连80分都上不了了，这让我觉得像自己做错了事一样。
我的父母都很优秀，我的父亲是北大硕士毕业的，母亲是普通大学毕业的，但是她有很厉害的商业头脑。我能感受到，他们以前对我寄托了很多的期待。有一回，他们可能开了一次玩笑说，你看现在家里学历最高的是爸爸，以后你的学历要超过爸爸。
报了补习班后，如果我还是考不好，压力就会更大，之后我就开始熬夜学习，但熬夜又导致了我的状态不好，心态更加力不从心，整个人的状态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循环。
（图/《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》）
在初三那年，我感觉自己非常难读下去书了。到了高二，我抑郁的状况再次严重起来，集中不了注意力，没办法读进去书。人也很悲观，觉得人生非常没有意义，非常绝望。更严重的是，我出现了自伤和自杀的行为，自伤的位置都是在袖子能盖到的地方——因为痛苦实在太强烈了，为了转移痛苦，会做出这样的行为。
为了最后救自己一把，我找了同学陪我一起去看精神科医生，最后确诊为抑郁症。三四个月后，在医疗机构又进一步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症。
由于自杀意念强烈，那段时间我住院治疗了一个半月。但事实上，在医院里并不能够好好休息。一旦你发泄情绪，就会被当做一个比较危险的信号。接下来，医生就会禁止你的外出，你就只能在医院病房待着，非常无聊。为了能尽快出院，我就是要装得积极向上。
出院后，就算我回去读书，也没办法住宿了。原本，对我来说，住宿有治愈的效果，可以和我的好朋友住在一起，是我很喜欢的一件事情。另一方面，我本来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去学校了，出院后感觉状态也没有完全恢复。这种情况下，我决定退学。
退学后，我更加焦虑。本来以为可以休息，没想到过得特别不好，每天都是在混沌的黑暗中度过的，与世界隔绝。每到新的一周，我爸跟我说今天早点睡，明天要看医生了。我才意识到，原来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。
我在休学期间回到原来的学校参加活动。没想到门卫认出我来了，他问我，你怎么不来上学了呢？你不上学，很快你就会被人落下的，你要赶紧回来上学。
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，也不能跟他说，我没办法回来上学了。那一次特别窘迫。这是很可怕的事，当你休学一个人在家的时候，周围的同学都升入了新的年级，我好像被抛弃在世界的夹缝里。
（图/《是坏情绪啊没关系》）
学生党
是最脆弱的群体之一
后来，我没有回到之前的学校，申请了国外的大学。但是因为我的高中成绩不够，需要先读语言班和预科班。
在那之后，我本科考上了悉尼大学的心理学专业，但是我对自己不太满意。我们那一届一共去了30多个牛津和剑桥大学。周围的人都很优秀，你就会不知不觉地想要去追寻他们的脚步。
学心理学是为了帮助自己和他人。学习心理学后，我的情绪变得稳定了，对负面事件的忍耐程度提高了。原本，我会因为很小的一件不顺心的事情就自伤，但是现在，我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小的变量，自杀自伤的情况很大程度被改善了。
读完预科后，我开始做科普视频，做学生党的自救指南。做这事的动机始于我自己找到的一些心理学自助方法。科普视频里的漫画都是我自己一帧一帧画的，我觉得用动漫的形式，年轻人比较容易接受。
（图/b站视频《学生党抑郁自救指南》）
某种程度上，学生党是最脆弱的群体之一。他们没有能力自己去医院寻求专业帮助，同时还要承受来自学校和家庭的压力。
和这些青少年交流，有时候会让我感觉我们面临的是一种普遍性的痛苦。
很多优等生都被困在成绩里。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，一个高考复读生联系我，她的抑郁情况挺严重的，一旦开始做题就会很焦虑。处在抑郁的人就会把「题做不好」上升到「我这个人都不行」这个层面上，所以她一直在反复地崩溃。
我只能不断地陪伴、鼓励她，尝试带着她看到我所看到的情况，比如她真的很努力，而且也很坚强。至少，我跟她这么说的时候，她情绪会稳定点。
还好她坚持下来了，后来她告诉我，成绩下来了，降分了，她上了三本。上大学前一天，她还告诉我，第二天她就要去上大学了，说非常感谢我的帮助。
还会有很多休学的学生向我求助，他们比较在意的是如何更好地复学。但是，抑郁症孩子复学不是容易的事情。
读大学预科时，我写了一篇论文题为《在中国，抑郁症病人受到哪些歧视》，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论文中的一个副标题，翻译过来叫做「君子不立危墙之下」。当时，做论文访谈时，问到「是否愿意和抑郁症患者相处」时，一个受访者写的是「君子不立危墙之下」。我觉得这句话表达出了很多人普遍的心态。
国内有没有歧视，或者说有没有主观的恶意呢？好像也不一定有。他可能只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考虑，就是不想被你影响到，所以说「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」。
我们的社会心理学课也讲到了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歧视问题。一个观点说，大众之所以有偏见和歧视，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接触得太少了。
（图/《悲伤逆流成河》）
我们老师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。他说，其实精神疾病是个非常常见的疾病。他说现在上课，如果坐在你左边的同学和坐在你右边的同学，没有精神疾病的话，那很可能有精神疾病的就是你自己了。另外，精神类疾病的患病原因很难做出具体的归因，实际上它是一个组合：包括生理、心理和社会模型，不同患者各因因素的占比都不太一样。
但是，在国内，大众对于精神疾病的患者接触比较少。另一面，如果精神病患者感受到了歧视，他们就不会站出来，于是接触得更少，就会恶性循环。如果所有人知道患上精神疾病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情况，就没有那么严重的病耻感了。
和这些困境中的青少年交流，我心里承受能力是 OK 的，而且能帮助到别人，挺给我补充能量，它可以给我的生活赋予一种意义感。
这个过程中，我也曾感到无力。有些同龄人所处的现实条件不太好。我认真和他们讨论获得帮助的可能性。比如，住在小县城的孩子，我们讨论能否在放假的时候和家长去周边附近的城市就医。比如，家庭经济条件差的孩子，我们讨论和医生商量开价格低一些、医保覆盖的药物。
我也经常会去想，比起一些病友来说，我是不是有一些「特权」，比如我的家境不错，我的父母比较讲理。大学看的一个记录片，我记忆很深刻，它说，「当人们拥有特权的时候，人们倾向于去忽略它」。
这件事带给我一种新的信念。在很多同龄人的努力下，生活会渐渐好转。我开始相信——所有人哪怕所处的环境再差，哪怕病情再严重，都有可能通过恰当的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。我深信这一点。
我的父母放弃了隐性期待
这些求助我的青少年，遇到的比较典型的问题就是，孩子抑郁了，家长不了解什么是抑郁症。
为了让家长和孩子更好地进行沟通，我也给家长做了一期科普视频。
患病之初，我的父母并不能那么理解我。有时候，我在家里表现得非常不开心，他们会非常生气。比如说给你吃好的、穿好的，你为什么还会这么不开心？每天摆着一张臭脸，然后就会让我去跟他们道歉。我只能假装自己很好。
直到，我的病情变得越来越严重，我的父母才开始试图理解我，这是我们关系转变最关键的契机。
我生病以来，我的父母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以前的价值观。我爸说，他不会再期待我一定要快点好起来。但是他也不会放弃，会持续地支持我。
我爸说他的秘诀叫做：不关注，不期待，不放弃。
（图/《精神病房也会迎来清晨》）
我的父母也会认真看我的科普视频，我妈说她挺佩服我在视频画的漫画。对于患抑郁症的孩子来说，父母特别重要，像是一个坚强的后盾——孩子只管往前走，父母要在后面撑着。
学会和疾病共处很重要。怎么说呢？回想过来，在初高中我会做出自伤、自杀的行为，也是因为不能接受痛苦。我是那种比较讨厌痛苦的人，对痛苦比较敏感。为了转移痛苦，就会伤害自己。
我们要学会把痛苦当做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享受当下，这样才能更好地生活。
前年，我的精神状态不好，回国休息了一年。我发现我能够真正地休息了。
现在，当身体难受的时候，我会反复告诉自己，人的情绪起伏和波动是正常情况。一定要有信念，它是会慢慢恢复的，坏情绪只是暂时的。
（受访者为化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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